1975年四届人大，毛主席为何专门追问陈永贵吴桂贤的任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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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5年1月，中南海。
毛泽东的眼睛已经几乎看不见了，说话也含混不清，但在人事上，他的脑子异常清楚。
他把周恩来叫到跟前，问了一句很短的话： 陈永贵和吴桂贤的命令，下了没？
周恩来答得也短：通知早就下了，就等着选举了。
这句话回答的内容是程序。
1975年1月17日，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作出了任命决定，十二位副总理里，陈永贵排在第七位，吴桂贤也在名单里。
按正常组织流程来看，这道命令确实走完了所有该走的环节。
但毛泽东关注的，从来不止是那张印着文字的通知。
要弄懂他为什么揪着这一点追问，得先捋清楚这两个人是怎么被纳入那份候选名单的。
陈永贵是山西昔阳大寨的普通农民。
大寨坐落在虎头山脚下，土层薄石头多，解放初期每亩地打粮不到八十斤。
1953年冬天，他领着村民在一条五百多米长的山沟里忙活四十八天，整出了五亩平整耕地，后来又一块一块把荒坡改造成了梯田，到1956年每亩地产量升到了三百四十九斤。
1963年大寨遭了七天七夜的暴雨，房子塌了一多半，陈永贵不肯要国家的救济粮款，当年社员分到的口粮有四百斤、上交国家的粮食有二十四万斤，两项承诺都兑现了。
毛泽东后来在一份上报材料上批过一句话：“穷山沟里出好文章。
” 吴桂贤是另一类成长背景。
她是河南巩义人，抗战期间跟着家人迁居到陕西，1951年进西北国棉一厂细纱车间做挡车工。
她报名的时候年纪没到要求，隐瞒了岁数才顺利进厂。
细纱车间的活计，接线头要快，断纱头要少，手上的本事掺不了假。
她后来接下了赵梦桃小组的组长担子，从基层先进工作者一路当选到中央委员。
1974年8月，她到北京参加会议，会议结束时毛泽东批示“陈永贵、吴桂贤两同志留下参与政治局工作”。
她后来才知晓，最初的提名是周恩来提的。
这两个人身上有一样共通的特质：他们的“任职资历”不在摞成堆的文件里，在耕种的土地上和运转的机器旁。
但“副总理”的职务落到他们头上，并不是顺理成章就能成的事。
陈永贵第一次听到这个安排，是在周恩来的病房里。
四届人大召开前，周恩来把他叫到医院，一开口就说：这次找你来，就是商量人大的人事安排，你要提前做好准备，出任国务院副总理，把大寨精神推广到全国。
陈永贵愣了好一会儿，说自己文化水平不高，胜任不了。
周恩来脸色沉了下来，说了一句后来被很多人熟知的话：“看你永贵，你是不是党员？
是党员就得接受党的安排。
” 吴桂贤那边，拿到副总理候选名单的时候也没觉得高兴。
她找到周恩来，说的是：“我太年轻，工作经验也不足，恐怕干不好这个工作。
”周恩来没有特意给她鼓劲，只是如实告知：这只是初步的候选名单，能不能最终选上，还要看大会的选举结果。
命令确实是正式下发了。
但“下发了任职命令”和“实打实胜任岗位”之间，隔着很远的距离要走。
陈永贵搬去了钓鱼台三号楼。
地毯脚感厚重，踩上去完全听不到声响，走廊静得人心里发慌，桌上常年堆着永远处理不完的文件。
他曾跟身边人吐槽，自己不是守在北京守着文件过日子的那块料，最擅长的事是往基层跑。
他给毛泽东写了封信，提出自己要执行“三三制”：三分之一时间留在中央工作，三分之一到全国各地调研，三分之一回大寨参加田间劳动。
毛泽东在信上批了七个字：“钓鱼台无鱼可钓。
”1975年5月3日，毛泽东召集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开会议事，握着陈永贵的手说：“你的信写得很好……不要住在钓鱼台，那里没什么鱼可钓，你和吴桂贤都从里面搬出来。
” 吴桂贤这边的处境，是另一种说不出的窘迫。
她当上副总理之后，工资关系仍然留在原来的国棉一厂，每个月能拿到六十七块二的薪水。
中央开会喝茶水要交三毛钱的茶费，她舍不得掏这份钱，干脆就不喝，别人问起的时候只说“自己不爱喝茶”。
当初来北京开会，换洗衣物和足够的粮票都没带够，头一个月伙食费就花了六十多块，吓得她赶紧去找炊事员调低伙食标准。
她就是个普通的纺织女工，当年三十七岁，从生产车间直接坐到了国务院的会议室里，中间连一点过渡缓冲都没有。
她分管纺织和卫生两个领域的工作，遇到拿不准的问题就往工厂跑，去找一线的挡车工咨询意见。
毛泽东问“下了没”，问的不是周恩来有没有下发通知。
他反复考量的，是让工农出身的人在最高管理层拥有实际的履职位置，不是摆出来当样子的。
如果任命名单只停在纸面上，相关程序只走个过场，那道命令在他眼里就跟没下发没有区别。
周恩来比谁都清楚这层考量，但他也更明白另一层道理：施政意图一旦落进具体程序里，落到具体的人身上，就不会是整齐划一的。
所以他签完那份任命通知之后，把秘书叫到跟前，补了两句话：陈永贵同志那边，问问住的地方还合不合心意；
吴桂贤同志那边，看看有什么实际的困难，能解决的先帮忙解决。
下达命令不过是签一张纸的事。
纸张背后的分量，要当事人用往后的日子慢慢去扛。
陈永贵后来提出过一些急于推广的农村工作方案，拿到政治局讨论的时候，没能获得通过；
吴桂贤在中央任职的时间也不算长，后来回到了陕西，重新做回工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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